1946年3月17日，军统头子戴笠的专机，在南京江宁附近突然失事，这个军统头子就此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。
蒋介石在得知戴笠去世的消息后，心里却是“悲喜交加”，沉默许久后才缓缓说出：“戴笠生也为国家,死也为国家。”
事后，蒋介石不仅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，还亲自为他选了墓地、办“追悼会”、敬献了花圈、题写了挽联。
但蒋介石对戴笠的“恩宠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，当他知道其遗产的具体数目后，却忍不住爆了粗口。
戴笠是如何死亡的？蒋介石为什么会对戴笠的死“悲喜交加”？为什么又会对戴笠破口大骂？这还要从戴笠的成长经历说起。
黄埔军校成弟子，西安事变表忠心
戴笠原名戴征兰，乳名春风，生于1897年5月，浙江人。
他小时候家庭条件很好，父亲在衢州府衙当巡警，母亲则是当地有名的贵族——蓝氏家族的后人。
但好景不长，在戴笠四岁那年，父亲突然因病去世，戴家的家境从此也就一落千丈。
好在戴笠还算聪明，10岁的时候就读完了《四书》，到13岁时，就已经是江山远近有名的少年才子了。
戴笠（右）和母亲蓝月喜
1914年，18岁的戴笠进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学习。在校期间，戴笠发现同学们都穿着绸缎，而自己却只有一件士布外衣。
他自尊心因此而受到了强烈的刺激。为了能在同学们中间抬得起头来，戴笠也想买一件绸缎衣服。但家境贫寒的他还吃饭都成问题，就更别说买衣服了。
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他就直接来到了旧货店，装模作样地要买衣服，但却在试衣时趁机拿走了衣服。
旧货店的老板知道他是省立一中的学生，就把此事告到了学校。学校很快就查出是戴笠所为，所以就将他开除出了学校。
被学校开除的戴笠没脸回家，就在江浙等地过起了浪迹江湖的生活。就是在此时，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青帮头子杜月笙。
在杜月笙的引荐下，他又与尚未发迹的蒋介石结交，但两人在那时还只是萍水之交。
1926年，戴笠听同学毛人凤鼓吹说：“革命圣地在广州，革命朝气在黄埔”，便也开始向往革命。
于是他就前往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，但却意外落榜。他认为，落选的原因可能是自己“征兰”的名字不够男子气。
于是就想到了《越谣歌》中“君乘车，我戴笠，他日相逢下车辑”的诗句，遂取了这个后来令很多人一听就感到阵阵寒意的名字。
改名之后的戴笠还真的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机兵科。入学之后，他才发现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蒋介石。
蒋介石见戴笠是“老熟人”，就对他多了些照顾。戴笠毕业后，被编入机兵营，跟随蒋介石参加了第一次北伐。
1927年，蒋介石在汪精卫等人的胁迫下短暂下野，戴笠听说情况下，亲自到溪口去看望了蒋介石。
蒋介石很是感动，所以在回归之后，就让戴笠当了自己的侍从官。随后，戴笠又跟着蒋介石参加了第二次北伐。
也就是在此时，戴笠开始接触情报工作。他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，但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潜入敌境竟宛入无人之地。
因此，他为蒋介石搜寻了许多军事情报，在二次北伐的胜利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趁机成立了“中华民族复兴社”。
从表面上看，复兴社的任务是“抗击日本，复兴民族”，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网罗情报、打压异己的特务机构。
蒋介石已经见识了戴笠的特工天赋，所以就让他当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。
戴笠当上特务处处长之后，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一把“匕首”。
在蒋介石的授意下，他先后组织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杏佛、上海《申报》主持人史量才等反对蒋介石的进步人士，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。
但蒋介石真正把他当作心腹，还要到西安事变之后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变，扣押了来陕督战的蒋介石。
张学良
消息传回南京后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主张立即讨伐，而宋美龄等人却力主政治解决，两派各怀鬼胎，相持不下。
关键时刻，戴笠挺身而出，“大义凛然”地说：“如此相持不下，领袖如何得救？我愿跳龙潭入龙穴，亲自到西安去营救领袖。”
对于戴笠的表态，宋美龄感到十分欣慰，所以就点名让戴笠陪自己到西安去谈判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戴笠一下飞机，就被张学良关进了地下室。
当时的谈判前景并不明朗，戴笠一度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所以就写下了遗书。
何应钦
在遗书中，他万分“深情”地写道：
默察情形，离死不远，来此赴难，固志所愿也，惟未见领袖，死不甘心也！
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，在中共的斡旋下，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。张学良既然释放了蒋介石，戴笠自然也就安然无恙了。
经过这次考验之后，蒋介石认为戴笠“忠勇可嘉”，从此就彻底把他当成了心腹。戴笠也高兴地说，他这次是“置死而去，呈祥而归”。
曲意迎合成心腹，尾大不掉变威胁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更好地打击日谍汉奸，蒋介石就把各个情报机关进行了整合，成立了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，简称军统。
陈立夫虽然名义上是局长，但实际主持工作的却是作为副局长的戴笠。
戴笠深知军统局虽然权重，但却地位低下，干得也都是一些摆不上台面的事情，所以做好了也得不到同僚们任何的尊重。
但如果做不好，就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替罪羊。为了能在这个位置上做久做稳，戴笠甚至做起了蒋介石的情报工作。
他通过讨好、贿赂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，全面了解了蒋介石的思想动态、性格脾气和行事方式。
从而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、揣摩迎合、顺其好恶、见机行事的高超“本领”。
例如戴笠深知蒋介石对特务工作讳莫如深，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所以他从来不用书面形式向蒋介石汇报工作，对蒋介石的指令也从来不做笔录。
在军统内部传达蒋介石的命令时，也从来不提蒋介石的名字。
又如戴笠深知，蒋介石本人向来注重仪容仪表和气度。所以他每一次去见蒋介石，都会保持仪表得体。
再如戴笠深知蒋介石喜欢跟属下“对着干”，所以他在汇报工作时，至少会准备三套方案，所以不管蒋介石诘问，戴笠总能对答如流。
此外，戴笠深知蒋介石最妒恨部下结党营私和贪污腐败。所以他平日里从不公开参与哪个派别的活动，即使在黄埔系内部，也是独来独往。
为了树立他的“清廉”形象，他每次去见蒋介石，都会故意开一辆破车，还经常在军统内部发起贪污受贿整肃行动。
在戴笠的曲意迎合之下，蒋介石对他是越来越信任，国民党内部的人也看出了蒋介石对待戴笠的“与众不同”。
首先是在称呼上，蒋介石称呼属下，疏远的一般都叫官衔，同辈的为示尊敬一般都叫别号，关系亲近些的还会称兄道弟。
但对戴笠，蒋介石却戏虐地称他为“戴科长”，这显然就是没把戴笠当外人。
更明显的是则在“挨打”上。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，动辄就会对下属责骂训斥，但却很少打手动打人。
能挨蒋介石打的，必是他的亲信心腹，所以下属都以能得到蒋介石的耳光而自豪。
但蒋介石打戴笠，常常是一通大骂之后再让他罚跪，然后直接上手拳打脚踢，完全就把戴笠当成了自己的“亲儿子”。
在蒋介石的支持下，戴笠领导的军统迅速壮大。鼎盛时期，戴笠不但拥有十八万特工，还控制着十多万的杂牌军队。
这些杂牌军队人员虽杂，但却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，战斗力并不逊于蒋介石的任何一支嫡系部队。
但到了抗战后期，蒋介石政府开始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。戴笠军统的工作重心也就重新转到了对付共产党上。
在戴笠的指挥下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、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业文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张露萍等人先后被军统特务杀害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戴笠在抗战期间逮捕、关押和杀害的共产党人至少有2000人。
蒋介石和戴笠
戴笠表面上风度翩翩，但实际上却是心狠手辣，熟悉他的人都说他“笑里藏奸”。
他抓到人犯，总会变着法子去折磨他们，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、拔指甲这些还都是司空见惯的刑罚。
传说他曾把犯人直接放进了火车上的内燃炉里，戴笠也因此而得到了“中国的希姆莱”的称号。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“建设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新中国”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。人们对特务统治的意见越来越大，对撤销军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
蒋介石也发现，戴笠的势力早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“党国”的各个领域，为了避免尾大不掉，蒋介石也动了裁撤军统的念头。
戴笠陪同蒋介石等检阅
戴笠对蒋介石的所思所想了解得一清二楚，熟读史书的他自然也明白兔死狗烹的道理。
所以他曾多次忧心忡忡地对亲信说:
“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。”
但戴笠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在积极寻找退路。
机关算尽找退路，雨天浓雾坠大山
早在1942年，戴笠在筹办中美技术合作所期间，就结识了美国海军情报署的头目梅乐斯。
当时的戴笠就对梅乐斯极力讨好，不仅在梅乐斯来华期间好生招待，而且还赠送给梅乐斯大量的日军情报，从而赢得了梅乐斯的青睐。
1946年2月，戴笠在得知蒋介石要组建海军的消息之后，就以视察华北除奸工作为由，悄悄来到了北平。
在梅乐斯的引荐下，密会了在此休假的美国海军上将柯克，希望柯克支持他出任海军司令。柯克对戴笠的印象极好，表示肯定会鼎力相助。
但戴笠做事素来周全，他深知蒋介石对美国既惧又恨的心理。
所以即便是有美国的支持，他当海军司令的事也不是板上钉钉。所以他还制定了两套备选方案。
一套是“以退为进”。他打算先“将担子撂下”，然后向蒋介石请求“赴美一游，借此与美方把关系拉得更深一些”。
他估计“内战必当大打”，那时蒋介石必定还会用到他，到时他再择机回国，必定会“东山再起，身价百倍”。
就在这时，戴笠得知何应钦将以“中国军事代表团”团长的身份赴美考察，所以他就希望能与何应钦一同前往。
但就他准备飞往南京拜会何应钦之时，却收到了蒋介石从重庆发来的电报，要求他火速回渝，参加情报机构整顿会议。
戴笠和梅乐斯
戴笠本不想参加这个会议，所以就给蒋介石回电说，北平事务无人替代，他要到3月下旬才能抽身。
但没想到的是，蒋介石这次竟出奇地“大度”，回电表示可以等他到3月下旬再召开会议。
但到了3月10日，戴笠突然得知参与会议的还有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李士珍，所以一下就慌了神。
这是因为李士珍事关戴笠第三个备选方案的成败。
原来，戴笠曾向蒋介石提出过全国“建警”的方案，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，将军统特务转为警察，并由他出任警察总监。
李士珍
但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，李士珍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全国“建警”方案。据毛人凤传来的消息说，蒋介石比较倾向于李士珍的方案。
为了不让李志珍得逞，戴笠决定立即赶回重庆。但他对美国方面的许诺还是不放心。
所以在临行前他又特意来到了青岛，与正在此地的柯克进行了再一次的会谈。
与柯克会谈结束后，已是3月17日凌晨。戴笠不愿再做任何耽搁，当即决定即刻由青岛飞往上海，再由上海飞往重庆。
但当天早上，青岛和上海的天气都不好，戴笠的部下力劝他暂作停留，待天气好转后再行起程，但戴笠却说：
“我已报告主席，定于18日赶回重庆，面陈要公，不能愆期。”
戴笠到达机场后，青岛的天气变得更加恶劣。这时的戴笠开始有所犹豫，但当他听说南京的天气尚好后，就令飞机加满航油，计划倘若上海天气不好，就改降南京。
果然，飞机在飞到半途的时候，就接到了上海方面发来的消息，告知飞机无法在上海降落，戴笠当即決定改飞南京。
而南京天气也不理想，但戴笠却执意要在此降落。
机场方面为了保证戴笠的安全，专门派出4架军机进行导航，但因为云层过低，气候恶劣，电讯联络信号突然中断。
戴笠的飞机因此撞在了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上，机上的13名人员全部遇难。
据说，戴笠本人非常迷信，一生都在极力避免“13”这个数字，所以特意把行程从13日改到了17日。
但不曾想3月17日这天正是农历2月13日。更为巧合的是，不但机上人员的数量是13人，飞机失事的时间也正好是13时13分。
而戴笠浓雾雨中葬身戴山的事实，似乎也暗合了他“戴雨农”的字。
死因成谜传言起，身后遗产招蒋骂
早在当时，就有人对戴笠的死因提出了怀疑。他们认为，当时的飞机已具备了在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行的性能。
地面的调度指挥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，而且戴笠的飞行员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在有军机导航的情况下，不至于发生这样低级的错误。
所以他们认定，是有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，因此才造成了空难事故。当时传言最多的是原军统局高级干部、时任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马汉三暗杀了戴笠。
原来，当年的东陵大盗孙殿英曾经送给戴笠一把乾隆皇帝御用的龙泉宝剑。
戴笠（中）
戴笠为掩人耳目，就把宝剑暂存在了马汉三那里。但抗战爆发后，马汉三为讨好日本人，就把宝剑偷偷送给了日本间谍川岛芳子。
日本战败后，川岛芳子被军统抓获。戴笠在审问她时，得知了马汉三曾送她龙泉宝剑的事情。
戴笠勃然大怒，扬言要治马汉三的罪，马汉三捐出全部家产，才“买“得了一条性命。
但他知道戴笠阴晴不定，深不可测，为防日后生变，他就收买了戴笠的机要秘书刘玉珠。
戴笠为人谨慎，但却十分信任刘玉珠，每次登机前，都会让她提前对飞机进行安全检查。刘玉珠趁机就在飞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。
但据当时的目击者说，戴笠的飞机失事不像炸弹爆炸所致。因为炸弹爆炸必会有巨响，机身也必会在空中四分五裂。
但戴笠的飞机出事时，却飞得很稳，只是由于气候恶劣，才飞得很低，所以才撞到了戴山的大树上。
随后又连续擦过了三个山坡，最后才碰到了山腰，引起了爆炸。
但目击者的证词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疑问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戴笠的死因没有变得更清晰，反而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。
各种传言也越来越多，有说是蒋介石暗杀的，还有说是美国中情局暗杀的，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。
戴笠也许就是单纯的意外身故，也许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，但这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。
而周总理在听说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之后，如是说道：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，可以提前十年成功。”
相比于共产党，蒋介石对戴笠的死可谓是悲喜交加。悲的是从此失去了一把锋利的“匕首”，喜的是今后也少了一颗“定时炸弹”。
他踌躇良久之后，才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：“戴笠生也为国家,死也为国家。”
为了“表彰”戴笠的“功绩”，蒋介石不仅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，还亲自把戴笠的墓地选在了中山陵旁边的灵谷寺。
甚至指令全国各大城市都要为戴笠举行“追悼会”。在追悼会当天，蒋介石特地给戴笠献上了“碧血千秋”的花圈。
还为他题写了挽联，上联说：“雄才冠群英，山河澄清仗汝迹”；下联写道：“奇祸从天降，风云变月痛予心”。
但这份感怀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。之前戴笠总是以“清廉”形象示人。
但戴笠死后，军统在清点他的遗产时才发现，戴笠在全国各地有几十套豪宅，仅在重庆一地，就有十多处公馆。
更令蒋介石生气的是，他还有10多辆世界顶级的进口豪车，蒋介石这才知道，戴笠开着旧车来找他汇报工作，只是在他面前做样子而已。
戴笠他确实是参与过抗战，但却并不是出于民族大义，而只是单纯地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，“蒋介石的匕首”才是他真正的面目。
戴笠能崛起，固然是有他的本事和手段，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迎合拍马，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
戴笠个人的沉浮，折射的却是整个国民党的腐朽，戴笠的最终死亡，也预示了蒋介石政权的最终命运。
